过去几十年，农村文化生活总体而言比较贫乏，农民闲暇时间无非是在家里看看电视、在村里打打麻将等。
经济学家形容这种景气复苏就像拄着拐杖走路。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五年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重要标志之一是它在前苏东地区、亚太地区和拉美地区的扩展和站稳脚跟。
1994年，虽然西方国家经济将普遍走向回升，但回升的速度还不可能很快。不同类型国家（地区）增加科技投入的计划 国别、地区 时期 RD费用增长幅度 中国 1996-2000其占GNP的比重预计达1.5% 欧共体 1994-1998其占欧共体预算的比重从3%增至6% 日本 1993-1997RD费用增加1倍 巴西 到1995 其占GNP的比重提高到1.95% 印度 1992-1996其占GNP的比重提高到2.0% 韩国 到2000年 其占GNP的比重提高到5% 台湾省、新加坡、香港 到90年代中期 其占GNP的比重提高到2-2.5% 东盟国家 到90年代中期 其占GNP的比重提高到1.5-2.0% 若干国家企业技术开发实力对比 从上述系列数字的对比中不难看出我国的差距，这不仅表现在与发达国家的对比中，也表现在与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大体相同的国家的对比中。此外，科技进步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内容也会发生变化。GDP增加一个百分点对美国意味着到2000年累计国内生产总值按1987年不变价要增加1.2万亿美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从2月4日－5月17日已4次调高联邦短期利率和贴现率，目前的短期利率为4.25%，贴现率为3.5%。
它算了一笔帐说，2.5%和3.5%看来差别不大，实际却是普通鱼子酱和俄国鱼子酱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经济矛盾将会增加，国际经济协调的必要性也会随之提高。如果我们把面对每种具体情况采取的动作作为其所在策略一个基因，最佳策略的最惊人之处还不在于其哪个具体基因的高明，而在于这些基因之间的配合。
你要把所有可能的策略都用数字编码表示。创新的代价除了烧钱冒险，还包括让伟大的公司死亡，还包括容忍坏东西出现。这个做法叫做遗传算法。这样得到下一代又是200个生物。
二十世纪初ATT主席Theodore Vail非常反感无序竞争，认为公司最好垄断，而且垄断公司有义务为国家服务。一般人以为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是有竞争，其实竞争被高估了。
进化生物学家John Endler拿南美洲的孔雀鱼做过一次特别有意思的实验。市场的关键词不是为私利— 难道计划经济中人们就是不为私利的？市场的真正关键在于不知道。比如录音磁带做的电话留言机，早在1930年代就被贝尔实验室发明，可是ATT却下令所有相关研究停止，资料封存，包括录音带技术。跟一般人的直觉相反，进化其实是没有方向的，自然选择并不考虑物种的意见，物种能不能适应纯属偶然。
乔布斯说苹果的DNA就是从来不单靠技术，而是让技术跟人文艺术结合。当前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很可能恰恰是因为起点落后。表面上看盲目的变异和赌博似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但这其实是适应各种复杂多变环境的最佳办法。可是你凭什么判断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 现在中国按购买力计算的GDP已经超过美国，如果真想像领先者一样做个创新型国家，就不能再有这么一厢情愿的幼稚思维了，得想想我们愿意为创新付出多大代价。
把适应度高的生物选出来，让它们两两随机配对 — 适应度越高的生物获得的交配机会也越多 — 以此来生育下一代。你既不知道未来环境会怎么变化，也没有那个智能去设计，所以与其操心给什么东西指引方向，还不如坐等进化的惊喜。
贝尔实验室曾经搞出过很多足以改变电话业务的创新。如果你落后于人，你最大的好处是你知道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根本不需要自己尝试，把别人已经证明好使的东西拿过来就可以了。
这不正好证明共产主义一定实现吗？但是故事还有一个转折。进化看似盲目，却可能是在复杂世界中找到答案最有效率的办法。如果环境永远不变，我们绝不可能看到这么多新物种。其中最牛的策略做到了什么程度？在缺乏全局视角的情况下，它居然能让机器人自动从外围绕着圈往里走，从而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遍历更多的房间。Mitchell自己先设计了一个尽可能智能的策略。效法进化，这个智慧是随便尝试，等东西出来以后让市场选择，而不是让某个政府部门先行选择，因为也许你眼中的某个坏东西将来跟别的东西结合以后恰恰能产生特别好的东西。
人们对比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经常说的是计划经济下商品的质量和服务的态度不够好，因为计划经济搞大锅饭，人们干活不为私利就没干劲。政府计划不行，并不是说政府不够聪明或者政府的计算机不够快，而是政府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 — 没人知道未来会怎么变。
谈进化不谈灭绝，谈市场不谈破产的，都是文艺小清新。凡是能做到这个八个字的系统，不论参与者较量的是商品、体育、艺术还是学术，不管其中有没有价格信号，都能繁荣创新。
遗传算法的进化过程是这样的。世界上没有白给的好东西，搞创新也是有代价的。
让人设计一个基因也许容易，可是让人设计出不同的基因相互配合，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你甚至很难想明白为什么这么配合对适应度有好处。所以大多数人谈创新都是叶公好龙，在局面很不错的情况下没人真的喜欢改变。然而结果就是美国最后是从德国进口的磁带录音技术。ATT的故事来自Tim Wu, The Master Switch: 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s 一书。
至今仍然有很多人为ATT这么一个伟大的公司后来被以反垄断为名分拆而深感遗憾，可是你得把这当成是创新的代价。如果一个系统做不到这一点，恪守传统抱残守缺，那就别想继续发展壮大。
历史上不知有多少烜赫一时的伟大公司已经不复存在。结果打了八年官司之后，法院裁定个人在家里给电话加外设是合法的。
这时候最好的办法不是让一帮小公司瞎搞，而是国家直接组建大公司搞垄断经营，集中力量办大事。遗传算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很多实际领域。
考察历史上的著名垄断公司，我们会发现垄断其实很好。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你最好还是什么样的后代都随便生一点。进化出来的东西比设计出来的东西更厉害。想想如果采用遗传算法来促进中国在某一领域的创新，先随机生成200个小公司……是一种什么景象。
有外面公司搞了个可以给电话加上静音和免提功能的外设，这个设备一直被ATT以影响通话质量甚至危害维修人员安全的理由打压。你能不能给机器人编制一个策略，让它根据自己看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动作，从而在规定的时间内捡到最多的垃圾？ 这是圣达菲研究所的女计算机科学家Melanie Mitchell用来研究遗传算法的一个例子。
所以进化论者对智能设计论者的一个最好反击，也许就是生物世界实在太神奇，我无法相信有什么智能能把它设计出来。如果故事一直按这个方向走下去，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公司做大后变成垄断公司，然后与国家合作，甚至干脆收归国有，是一条利国利民的必然之路。
这样过了一千代之后，你得到了200个非常优秀的策略生物。Vail治下的ATT把电话线路铺设到了不能带来盈利的边远地区，确保全国用户享受最高质量的通话，而且把电话业务的定价权直接交给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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